光环科技创业个案(编辑修改稿)

光环科技创业个案(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基础研究 (basic research)对不同学术领域进行对基本原理的探索；研究机构则负责应用研究 (applied research)，亦即进行将学术领域的新发现或新理论应用在产品上之可行性研究；企业界在市场机会的导引下，进一步利用前二者的研究成果，开发出新产品或新的生产技术。 传统上由基础研究，而应用研究，而商品化的直线型研发活动，在市场竞争的冲击，以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之趋势下，使得直线式的研发活动模式备受考验，而作大幅度的改变，以提高研发效率。 在一个国家创新体系内，大学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知识的创 造者和教育专业人才以供社会之用。 在大学里所创造和累积了的有用识，这些知识或是透过公开发表为社会大众知道，并为社会大众所用，或 12 是透过教学、训练出具备充分知识的学生，以为社会所用。 经由以上两种管道，大学对社会做出了具体的贡献，也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 因此，传统上，大学和企业界之间的关联并不高。 然而， 彼得• 杜拉克认为 而创业精神与创新是可以学习与培养出来的，并非一般人想法大多认为创业精神与创新是自然的或自发的。 因此，大学之教育对于创业活动具有相当的助益，此外，大学所作的研究发展成果，常是创业活动的关键技术或是创意。 美 国自从 1980年的 BayhDole Act(拜杜法案 )、 StevensonWydler Act后，一直到 20xx年止，一共研订或修订十七项法案（例如 Federal Technology TransferAct、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echnology Transfer Act、 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Advancement Act、 Technology Transfer Commercialization Act等），其目的在于充 分运用有限的研发资源与既有的研发成果，进行专业技术与成果之移转，以产生创新与创业活动。 此外，亦积极研拟相关的措施鼓励创新与创业活动，如小企业创新计画（ 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前瞻性技术计画（ Advance Technology Program）、小企业创新资金 (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Capital)等。 由此可知，在建构具有创业精神的环境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与功能不容忽视。 肆、发展创业之政府措施 我国之创业活动，诚如陈介玄与 谢国雄之研究，在过去几十年来，创业活动之主力大多是黑手变头家，先习得一既之长，在家族或朋友之资助下，另创一家事业，但是，在技术层面或经营规模上，不易超越原有的企业，反而常与原有的企业成为上、中、下游的企业关系。 此种创业的做法在以制造成本为竞争主的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间，有了很大的变化，主要的原因包括：第一、世界经济快速形成以知识为基础的体系，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知识的流通更方便、更快速，透过这些技术的应用，使得现有产业的生产力大幅提升，新创事业不断产生，尤其是一些建构在网络上的服务业以及软件业。 除此之外， 和 知识 的关系更为直接的产业。 第二、同样是在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助长下，全球化经济的脚步更加快速，市场竞争因进入障碍降低而更形激烈，这意味着新开发产品被淘汰的速度也加快了，因此，企业界为求能在市场上不断推陈出新，必须寻求更直接的管道以取得开发新产品或新技术的知识，并快速地加以应用。 以上二者都显示创新与创业精神在科技发展之重要性，更促使大学除了必须扮演传统的知识创造者以及培育人才的角色外，也必须在知识的应用上，扮演技术创新与移转给个人或企业的角色。 Magnus Klofsten and Dylan JonesEvans（ 1996）之研究，发现促成小型 13 高科技公司成长的成功模式是产业界与学术界之间的合作，透过研发团队之培养、明确之研究重点与双方密切之互动与信赖之关系而达成最好的目标。 Magnus Klofsten and Dylan JonesEvans 研究瑞典境内 Linkoping 地区之研发创新情形，该地区是高科技公司聚集与发展的重镇， Saab、 Ericsson 与瑞典国防研究部门均设于此，而设置其中的大学，其所进行的学术研究直接影响到研发环境之创造，除此之外，该区有不少的新创事业是大学的人员所创立，企业创意 是学生提供的，显示大学对该地区之影响。 根据统计，该区有超过 350家衍生公司，其中，有 70家是直接开创自学术研究之成果。 这些公司的特色在于其产品系以先进技术或具有决定性是场优势的专门技术为基础。 而大学内部的创新与创业中心（ Center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简称 CIE），更是促成产业与学术界密切互动之关键。 促成产业界与学术界系统之结合，其优势，主要是：满足公司的需求，企业提供经验与知识，而大学则针对企业之需求，给予企业界结构性的知识；企业可以立即取得学校师生 之研发成果，以协助其成长与发展；两者密切的互动场吸引资金提供者之目光，并较易取得其信任而对该公司投资。 此模式证明再相对有限的财务资源与组织架构下，激励企业组织与大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可以促成企业之创新与新创事业之发展。 对大学而言，透过与业界合作，一方面可以取得企业的经费补助或是经由专利与技术授权而获得依些收入，另一方面则能够帮助学校师生，透过与产业界共同合作从事较具实用性质的研究，而获得宝贵的经验，就企业界而言，大学除了仍是传统的知识创造者外，透过与大学合作，企业界有机会运用大学的研发设施，获得依些在业界没 有的专业知识，使得企业内部的研发能量作最大的发挥，同时，学校的师生意有机会成为公司的主要成员以发挥其专长，彼此互蒙其力。 所以，产学合作策略之优势包括：企业投资较低，可促进其投资研发之意愿；企业主导研发方向，可与其内部行销、财务、制造等部门作更有效的整合；大学资源充分利用，并培养大学科技人才之实务经验，提升研发实力。 一般而言，产学合作之方式可略分为四项，科技人才培育与专业人才养成、学术研发成果之移转、产学合作共同研发及大学创新育成中心之设立与产业界委托研究案，而 OECD 更依据产学合作之方式，细分为七项。 根据 OECD 秘书处于1999 年的报告，各会员国的产学合作方式和程度均不同，大致而言，可分为下列七种： (一 )一般性研究支持 (general research support) 最传统的大学和企业界合作关系，就是企业界以捐款、成立基金、捐助设备和其它研究设施等方式，来协助大学进行各项研究。 一般而言，这种捐助并不一定会和大学里某项研究或某个研究人员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有时候，企业界的捐 14 助很可能是直接针对某位研究人员或某类研究而提供的。 无论是何种情形，企业界并不期望透过这种支持取得何种实质的回馈。 (二 )非正式的合 作研究 (inform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 由大学里的研究人员个别和企业界就某个课题进行非正式的合作研究关系，在 OECD 的会员国中愈来愈普遍，而且成果也往往最好，特别是在一些以科学为基础的领域如制药、航空和环境科技。 因为在这些领域内可能跨许多不同学门的研究，很少有一个人或一个单位可以涵盖所有学门的知识，不同学门或单位研究人员的合作或是交流，遂成为相当必要，也较容易成功。 (三 )契约型研究 (contract research) 不同于上逑一般性研究支持和非正式的合作研究， 契约型的研究往往是针对企业主本身的需求而进行的。 前面提到企业界为了减轻研发投入的负担，乃将部份研发活动委外进行，以契约型式和大学合作进行特定项目的研究，使得厂商可以较少的经费得到所要的成果。 当然企业以契约型式委外研究的对象，并不见得只有大学，其它研究机构也是选择之一。 (四 )知识移转和训练计划 (knowledge transfer and training schemes) 大学和企业界的合作也可以透过知识和人员交流来完成，譬如，大学教授可以担任企业界的顾问，针对业者的研发计划或技术瓶颈提供意见；同样地 ，企业界也可以透过合作计划，对大学的课题、研究计划提供意见。 透过这种知识交流可以使得双方的研发更有效率。 企业界也可以和大学教授组成顾问群，共同指导研究生的研究工作，譬如英国在 1975 年由科学研究协会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所创立的 Teaching Company Scheme，即是透过这个 Scheme 吸收一些学生，并让他们在企业内工作，使得这些学生之所学更具有实用性。 类似的计划在荷兰和奥地利都有，而且部份费用是由政府资助的。 (五 )参与政府资助的共同研究计划 为了鼓励企业界 和大学拓展合作关系， OECD 会员国大多编列固定预算资助二者共同进行的研发计划，特别是针对一些资金较不充裕且研发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 各国政府推动这类型计划的目的包括 (1)强化企业界和大学之间的合作网络关系，使得企业界能更有效利用大学里的研究资源，同时，也让大学的研究更具经济性； (2)加速研究成果的商品化和技术移转，因为大学的研究基本上仍是由好奇心 (curiosity)所带动，其研究成果往往不易移转或商品化，透过二者的合作，将可加速这项知识传递的过程； (3)让业者的研发投入发挥杠杆效用。 企业界在研发经费不充裕的 情形下，也能透过和大学的合作，而取得相同或更佳的研发成果； (4)提升小型企业的研发能力。 透过大学研发成果的技术移转与教育训练，中小企业可以取得从事研发的经验，提升研发能力。 这类型的实例有：澳大利亚政府推动一个约 1亿美元，为期三年的强化产业合作的共同研究计划；德 15 国 1996 年特别协助中小企业和大学所进行的合作计划有 1,650 个，其中有 45%是在大学内部执行；英国自 1986年开始实施的 LINK计划，对促进大学和企业界的合作有很大的帮助，到 1997 年为止，已经提供 183 百万英磅的经费，预计还要投入 344百万英磅。 (六 )研发联盟 (research consortia) 为了强化本国产业在新兴科技领域方面的竞争力，各国政府有时也会针对特殊领域的大型研发计划提供资金补助。 这类型计划一般必须由企业界、大学和其它研究机构形成研发团队，共同合作，才可能成功，也才可能得到政府的赞助。 有些计划是属于比较竞争前期 (prepetitive)研究性质如美国在半导体产业的 SEMATECH；有些计划则是较接近市场竞争阶段的研究如英国政府针对先导信息技术所执行的 ALVEY 计划以及针对英国前瞻技术计划 (Technology Foresight programme)的优先研发项目，以竞标方式给予优胜者资金补助其进行共同研发。 而美国在 1990 年代为了协助产业界开发新技术，也推出 Advanced Technology Program(ATP)，希望藉由竞标、成本分摊的机制，补助业界共同进行研发。 ATP计划第一年只编列约九百万美元的经费，到 1994 年就增加到 2 亿美元，一直到1998年大致维持在每年 2亿美元左右的预算。 合计这 9年来， ATP共投入 亿美元，其中业界投入的相对资金为 亿美元，约占 50%。 历年来， ATP 共收到 3,585个提案，但经过审查程序后，只有 431计划获得补助，大致是十选一；参与研究的单位共有 1,010 个。 在 431 个计划中，有大学参与的研发案有 180个，约占百分之四十，参与的大学则有 100所。 (七 )共同研究中心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er) OECD 国家在促成产学合作上，普遍都采取在大学里设立共同研究中心的方式，以整合学校里的各项资源。 这些 centers of excellence 或 petence centers之设立，主要是希望强化大学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能力，尤其是在整合 跨领域的研究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与企业界的合作则是采取相对资金(matching fund)或会员的方式，企业界对中心的研究方向也可以具有发言权。 最早成立此种机制的是美国由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所执行的产业合作研究中心计划 (Industry University 观之 我国产学合作各项措施，我国于 1970年代开始设置相关研究机构，由企业界出资，结合大学研发设施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