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制度分析讲义第三讲文化传统中的道德伦理与市场秩序(编辑修改稿)

比较制度分析讲义第三讲文化传统中的道德伦理与市场秩序(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长文中， Greif 使用了下述数学符号： M：代表商人（ merchants，即业主经销商）； A：代理（ agents），且假定 M A ； β ：代理收入的时间贴现率； φ u：未受雇佣的代理在每个时期所获底线（其它收入）效用，并假定 φ u ≥ 0； w ：商人找代理所付给代理的佣金； κ ：假如商人不找代理自己独自经营所获收益； r ：假如商人雇佣代理所产生的“总合作剩余”。 在上述条件下，假如 代理是诚实的（不欺诈），商人的收益为 r – w。 很显然，只有在 r κ +φ u 时，商人和代理的互惠合作才能得以进行。 在上述定义下，假如代 中国最大的管 理 资料下载中心 (收集 \整理 . 大量免费资源共享 ) 第 6 页 共 12 页 理欺诈了，商人的收益为 0，而代理的收益必定为 α φ u ，因而这里 α 代表如代理欺诈商人所得的收益。 这也意味着如果代理欺骗了商人， w =α。 给定上述假设条件，我们也可以直观地推断出，如果代理是个骗子（即 C类型的博弈者），商人宁肯自己经营，得收益 κ。 这意味着 κ r –α。 在上述社会博弈安排下，每个经销商根据与代理商的上期互惠合作博弈结果决定是否继续其合作关系。 然 而，由于不同时期商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就有一个经销商不管代理诚实与否而被迫中断合作关系的可能。 Greif 把这种可能定义为 σ。 给定上述博弈条件，假如重复动态博弈的历史是所有博弈者共同知识，而商人一旦发现代理商有欺诈行为则有可能把他解雇，而诚实的代理商则有可能被再雇佣。 Greif 从而把诚实的代理商被再雇的概率定义为 hh ，把有欺诈行为的代理商被再雇的概率定义为 hc。 给定上述博弈局势安排， Greif 发现，假定 β ∈（ 0， 1）， hc 1 ，经销商付给代理商的最佳佣金为： w* = w (β , hh , hc ,σ ,φ u ,α ) φ u 在这个最佳佣金公式中，函数 w 是 β 和 hh 的增函数，而是 hc ,σ ,φ u ,α 的减函数。 从这个最佳佣金函数来看，只有当被长久雇佣和不被雇佣的效用之差大于一个时期的欺诈行为所获收益时，代理商才会诚实。 因此，这个公式实际上意味着，确保代理商不欺诈的最底佣金函数随决定诚实（即 H 类型）代理商的长期预期收益的因素增加而递减，而与决定不诚实（即 C 类型）代理商的长期预期收益的因素的增加而增加。 在这样一种社会博弈机制安排中，具有集体或社群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信念是如何在不同社群中这种业 主 ——代理（ principalagent）之间的博弈策略选择中昭显出来的呢。 依据上式的直观推理可以发现，在有个人主义文化信念的社群中，经销商会随机地在过去诚实或有欺诈行为的代理商之间进行选择（即不考虑代理商的人品如何），这意味着 hh = hc 0。 相反，在有集体主义文化信念的社群中，商人就只雇佣那些过去从来没有欺诈行为的代理商，这意味着 hh 0, hc = 0。 照此推理，在主要信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社群内部人们的博弈均衡中，由于一个过去有欺诈行为的代理商被再雇佣的概率要比诚实的代理商被再雇佣的概率要小 ，这就要求在讲诚信的有集体主义文化信念的社群中，佣金要更高，才能保持代理商诚实。 相反， 在个人主义文化群体内部人们博弈策略的均衡中，由于一个代理商的佣金并不取决于个人过去的历史，因而没有经销商花费一定的代价来获取过去代理商是否有欺诈行为和谁是诚信的人的信息。 在集体或社群主义文化群 中国最大的管 理 资料下载中心 (收集 \整理 . 大量免费资源共享 ) 第 7 页 共 12 页 体的策略均衡中，由于最优佣金是一个代理的过去历史的函数，这些有集体或社群主义文化观的商人要花费一定的代价来获取过去互惠合作博弈中每个代理商是诚信的还是有欺诈行为的信息。 单从这一点来看，在集体或社群主义的社会中需要有一笔较高的交易费用 存在。 另外，在有集体或社群主义文化观的商业体系中，商人们一旦发现某代理商有欺诈行为，他们会互相通报，从而衍生出一种集体惩戒机制。 由于这一机制的存在，如果一个代理商欺诈了一个商人，其他商人也不再会雇佣他。 这其中的信息获得、交流以及集体惩戒机制的维系，均需要一定的交易费用。 然而，上述理论推理只是模型化了在假定经销商就是经销商，代理商就只是代理商的情况下的社会机制过程。 在经销商既是让他人经销自己的商品的业主，又是经销他人商品的代理的情况下，整个逻辑推理就要发生变化。 如果一个经销商也是其他经销商的代理商，他本人的 资产就变成了一种经销代理保证金（ bond）。 从理论上来看，这个保证金就会降低他在作别人的代理商所获最优佣金的水平。 因为，在一个个人过去行为成为大家的共同知识即信息公开的集体或社群主义的商业体系中，由于集体惩戒机制的存在，一个自己有欺诈行为的经销商不但不可能再被其他经销商雇佣为代理商，而且也很难再雇佣其他代理商，从而也自然减少他的资本的未来收益。 这实际上意味着一个既是经销商又是代理商的人如果有欺诈行为，他要比一个只是纯代理商要付出另外的代价。 在集体或社群主义商业文化和个人主义商业文化中不同的博弈弈局和博弈机 制安排，会导致如下几个社会后果： 第一，由于在集体主义商业文化中雇佣其他经销商作代理商的佣金比雇佣一个没有任何资产的纯代理商要低，每一个经销商更乐意请其他经销商作代理商。 这将导致一个水平的（ horizontal）社会结构。 在个人主义商业文化内部的博弈均衡中，则不会发生这种情形。 由于过去的欺诈行为不会减少一个经销商的资本的收益，加上与一个没有资产的纯代理商相比，投资经营商业活动的资产增加了他不受雇佣为代理商的保留效用（ reservation utility），因而，要使一个有资产的代理商保持诚信，就需要比没有任何资产的纯代理商支付更高的最优工资。 因此，在这种个人主义商业文化中，每个经销商更不愿雇佣其他经销商来作自己的代理商，而宁可雇佣无任何资产的纯代理商。 结果，具有个人主义文化信念的商业体系中的社会博弈更会导致一种垂直的社会结构。 上述纯理论推理，又恰恰在马格里布和热那亚商人群体的历史事实中映照出来。 在十一和十二世纪的地中海周边社会的商贸活动中，在马格里布社群内部并没有一个“商人阶级”和“代理阶级”，而是在水平的社会分层上，许多经销商同时也是其他经销商的代理商。 在实际商业贸易活动中，马格里布商人之间的交往主要靠私人友谊和熟人关系来进行，而他们往往在地中海周边的不同地 中国最大的管 理 资料下载中心 (收集 \整理 . 大量免费资源共享 ) 第 8 页 共 12 页 区相互代理经销同行们的商品。 与之相反，那种基本上属于 C类型的热那亚商人们则很少雇佣其他商人作代理商，从而很少有经销商成为他人的代理商。 结果，在热那亚商业群体内部很明显地形成了一个经销商阶级和代理阶级，并且这两大阶级之间的交易和交往较多地通过合约的形式来进行。 第二，不同类型的文化信仰和对个人道德自律的不同态度，不仅影响到历史上这两个商业社群经济交往的社会模式上的上述差别，也导致了财富分配变动上的不同。 在其它条件几乎相同的条件下，那种以个人主义为文化基因的垂直结构的社会为那种无任何财富的个人上爬到富人的社会地位提供了大量机会。 由于在这种个人主义文化信念的社会氛围中，一个代理商的诚信与守诺往往与他的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