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xx语文版语文选修第9课觅渡，觅渡，渡何处1

20xx语文版语文选修第9课觅渡，觅渡，渡何处1内容摘要：

这样，勉强着度过了这一时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 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 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 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 当时形格势禁，旧干部中又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 可是，事实上“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等等。 因为他们在国内主持实际工作，而我在莫斯科当代表当了两年。 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线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回到上海开三中全会（一九三○年九月底），我更觉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确实非常薄弱，竟辨别不出立三的错误程度。 结果，中央不得不再招集会议 ―― 就是四中全会，来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我的政治局委员，新干部起来接替了政治的最高领导。 我当时觉得松了一口气。 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 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象外间传说的“总书记”的名义）。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 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 到最近一年 ―― 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 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得问。 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 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我写这些话，绝不是要脱卸什麽责任 ―― 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担负什麽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 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 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麽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只赢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 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 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 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我不过三十六岁（虽然照阴历的习惯我今年是三十八岁），但是，自己觉得已经非常地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 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 本来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 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 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 虽然现在肺痨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 从一九二○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 ―― 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昏瞀的几天以外 ―― 我的脑筋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 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 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 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离衰老时期还很远。 这十几年的辛劳，确实算起来，也不能说怎麽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了。 我是多麽脆弱，多麽不禁磨练呵。 或者，这不尽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 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庚韶，还在湖北布政使任上。 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 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 绅士的体面“必须”维持。 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 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帐。 我的绅士意识 ―― 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 ―― 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而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 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 ―― 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 而马克思主义是什麽。 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 敌对的地位。 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 …… 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 （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 ―― 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 说得实在些，是废物。 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 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 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 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工作是“替别人做的”。 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 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麽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 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这种两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觉 ―― 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丝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并没有公开地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以致延迟下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 没有这样的勇气。 可是真相是始终要暴露的，“二元”之中总有“一元”要取得实际上的胜利。 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 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 ―― 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 中央怎麽说，我就怎麽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麽心思去辩白。 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 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 只因为六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分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分数较少。 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 体力上的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 ―― 无所谓的兴奋，以致于不能睡觉，脑痛 …… 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 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 我想，假定我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 但是，最后也是趁早结束了罢。 我和马克思主义 当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非常汹涌的时期。 为着继续深入地研究俄文和俄国文学，我刚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去。 我那时的思想是很紊乱的：十六、七岁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 《 大乘起星信论 》 ―― 直到胡适之的 《 哲学史大纲 》 、梁漱溟的 《 印度哲学 》 ，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评论。 在到俄国之前，固然已经读过倍倍尔的著作， 《 共产党宣言 》 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的书籍，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的。 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麽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 个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 所以我到俄国之后，虽然因为职务的关系，时常得读些列宁他们的著作、论文、演讲，可是这不过求得对于俄国革命和国际形势的常识，并没有认真去研究。 政治上一切种种主义，正是“治国平天下”的各种不同的脉案和药方。 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 ―― 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 我也就不去研究了。 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 所不同的是手段。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致无产阶级专政 ―― 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 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所谓的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 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 ―― 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 ―― 使我很觉得有趣。 我大致了解了这问题，就搁下了，专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没有功夫去管什麽主义不主义。 后来，莫斯科东方大学要我当翻译，才没的办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书。 谁知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功夫继续研究文学，不久就喧宾夺主了。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 这是随着东大课程上的需要看一些书。 明天要译经济学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一道，作为预备。 其它唯物史观哲学等等也是如此。 这绝不是有系统的研究。 至于第二次我到俄国（一九二八年 ―― 一九三○年），那时当着共产党的代表，每天开会，解决问题，忙个不了，更没有功夫做有系统的学术上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 唯物史观 ―― 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 资本论 ―― 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 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学的人，还少得很。 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地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 其实，我对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 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 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 现在有许多新进的青年，许多比较有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 ―― 而且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水平也提高了许多。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误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 ―― 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 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 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