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魅力周恩来的领导艺术(编辑修改稿)

永恒的魅力周恩来的领导艺术(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他指出：“我们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财政支 出也必须首先 保证经济的发展。 因此，应该首先考虑经济，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计划，然后根据它来制定财政计划，用财政计划保证经济计划的圆满执行。 ” 第三，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保证经济建设顺利地健康地进行。 他认为，无论是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看，还是从近期利益看，经济建设的发展，都要兼顾人民生活的改善，无论何时何地，两者都不能偏废。 他反复说明：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是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须不断发展社 会主义经济。 不顾现实的生产发展水平，不顾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搞脱离工人群众整体利益的经济主义，过分强调物质利益和消费，是应该反对的。 同样，对于人民群众的福利不去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长期不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一味强调经济建设和积累，这种倾向更是应该反对的。 第四，要正确处理重点建设与全面安排的关系，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 他指出：“我们强调重点建设，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 ”重点建设过分突出，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结果会同有关 方面脱节，而无法保证重点。 “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 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重点建设项目，例如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初期，为了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需要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 因为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整个工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农业和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国防力量的发展，并且归根到底，也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 总之，周恩来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深邃，论述深刻，意义深远，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有现实的指导作 用。 ●撑全局必须以农业为龙头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复杂纷繁，瞬息万变，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作压力很大。 作为共和国总理、毛泽东主要助手的周恩来，更是夙兴夜寐、日理万机，工作担子相当重。 就在这种艰难岁月中，有一条是他始终紧紧抓住的，那就是抓住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龙头，苦撑全局。 他对余秋里、谷牧等人说：“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 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 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 还能闹什么革命。 ”这道出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忧虑，更体现了他凡事能从大处着想、善抓关 键事物的领导艺术。 “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前夕，周恩来正在集中精力抓北方抗旱防涝工作。 年 1月底至 2月初，他主持召开了北方八省区抗旱会议。 2月下旬至 3月初，他四次批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抗旱防涝、抗灾保畜，争取丰收，为改变我国北方农业的落后面貌而斗争的决定》，期间连续几天听取北方八省区抗旱情况汇报。 在成立北方农业工作领导小组时，他自任组长。 4月初，他到河北魏县、成安等 5个县的社队了解、研究与安排抗旱打井工作。 6月上旬，他再一次主持召开北方八省区抗旱会议。 到下半年，针对“文化大革命”动乱已开始的形势，他仍主持 修定了《人民日报》社论 —— 《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指出：“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搞文化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 ” 为了尽量减轻因“夺权”而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他于 年 3月提出：“迅速建立县一级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动员一切力量狠抓农业及其增产措施，狠抓工业、交通、财贸、卫生、教育等方面工作及其对春耕生产的支援工作。 ” 年以后，他不但亲自过问抗旱打井、防洪排涝、粮棉生产等工作，而且亲自抓化肥、农业机械等支农工作的建设。 在当时的 条件下，他重视农业工作的思想虽不能脱离“文化大革命”的大氛围，但对此前经济调整时期明确提出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和按农轻重次序安排经济计划的原则，总是理直气壮地强调要坚持。 年 5月，他会见尼泊尔副首相比斯塔时说，经济发展的一般途径是先从农业入手，再发展重工业。 年 3月，他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贯彻毛泽东 “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人不能不吃粮，工业要支援农业。 年 3月，他又指出：发展经济首先还是要把农业摆在第一位，因为 人首先要吃东西、穿衣服。 如果粮食不能自给，有求于人，那是很费事的。 我国有 8亿多人口，进口粮食不仅要付现款，而且光运输也不得了。 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把农业搞好，靠什么都是靠不住的，谁也没有办法来帮助我们。 十年动乱期间，尽管我国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但由于周恩来及其助手们的艰苦努力，农村还是基本稳定的，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 只要全国人民有饭吃，全国的局面就可以维持下去，党和国家就可以等待时机，通过自身调节去度过危机。 周恩来可谓老臣谋国，用心良苦。 ●既要自力更生，又要开放搞活 新中国建立 之初，周恩来在讲到国家建设是以国内力量为主、还是以外国援助为主时说：“我们的回答是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 ”接着，他补了一句：“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 ”相隔 年以后，即 年，他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归纳，讲了 个字，即“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 强调自力更生为主，这是符合中国民族精神的。 中华民族有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传统，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要彻底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更应该依靠本国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进行经济建设，才能建成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社会 主义强国。 强调自力更生为主，这也是符合当时中国客观情况的。 当时，帝国主义要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对中国封锁禁运。 我国必须以自己的力量来举办工业，克服困难，建设自己的国家，挺起民族的脊梁。 周恩来历来重视自力更生，有一次在新安江建设工地视察，听说这里所用的采矿船、筛分机等设备全是国产的，非常高兴，要记者多拍几个镜头，有人汇报，电站只有一只与电频率同步的大钟，他立即指示与上海联系，组织力量攻关解决。 离开时，他为电站题词：“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 ”表达了自己的兴奋心情。 接着，他到上海参观了工业展览会，看到国产的丝织机就问：“这种机器国外有没有。 ”他听到国外没有这种丝织机时，高兴地说：“多搞几台，给外国人看看。 我们不要在外国人后面跟，应当超过他们。 ” 但是，自力更生为主并不是闭关锁国，对此，他一直是很明确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现实，不可能对西方开放，只能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实行“一边倒”的政策。 年 4月，他在我国驻外使节会议上，讲我国的外交方针和任务，就讲了“互通有无”。 年 月，他又指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孤立地进行经济发展”， “必须在和平共处的环境中互通有无。 ”到 年中共八大时，他把“互通有无”的范围扩大到“经济、技术、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并说：“即使我们在将来建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国之后，也不可能设想，我们就可以关起门来万事不求人了。 ” 周恩来任总理期间，一直很注意引进先进技术。 大的引进有过三次，分别是一五计划期间、三年调整期间、粉碎林彪集团以后，每次都动用了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 年，他在广州参观出口商品交易会时说：“闭关自守，不利用一切机会引进技术，是不对的，但是立足点一定要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 ”当时还处在“文化大革命”中，说这样的话，该需要多么巨大的政治勇 气。 他从大处着想，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体现了组织经济建设的领导艺术，并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思想的先声。 思想统一，团结为上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 ”只要团结在，则任何被扭曲的局面都有希望逐步扭转过来。 倘若团结被破坏了，轻者内耗不断，元气大丧；重者覆水难收，万劫不复。 周恩来非常珍视党的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认为搞好团结的前提是思想统一，要达到思想统 一，就必须协调矛盾。 因为，“团结是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 团结是重要的，但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只有矛盾各方面存在 共同利益，团结才能达到。 他在团结方面的论述是深刻的，运用也是杰出的，在团结方面的实践中更是身体力行的，为“把有不同意见和脾气的人统一起来”付出了艰辛，也赢得了理解与尊重。 ●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 党的团结和无产阶级的团结是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周恩来在他的整个主涯中，始终高举团结的大旗，以炉火纯青的政治斗争艺术，协调着一个个错综复杂的矛盾，化解着一场场的意见分歧，团结着一支支的革命力量，共同对付当时最主要的敌人，显示了他高超的政治领导水平。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全国红军中最有影响的要算毛泽东、 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 但是，红四军领导内部在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上有过分歧，毛泽东和朱德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也不尽一致。 在争论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留在闽南养病并指导地方工作。 红四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作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周恩来对红四军的发展前途十分关心，请专程赴上海反映情况的陈毅代拟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并嘱咐陈毅：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辨是非，作出决议，维持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 毛泽东看到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后，心情十分欣慰， 不但高兴地回到了前委，而且报告中共中央：“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领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 ”随后，红四军前委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于 年 月底召开了古田会议，确定了中共红军建党建军的原则。 红四军不仅胜利地渡过了危机，而且进一步解决了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建设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大踏步前进。 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九月来信，对统一红四军党内的思想，维持红四军内部的团结和统一，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 长征时期，张国焘坚持右倾分裂主义，致使红军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 年 月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一部分指战员一时对中央缺乏了解，有的人甚至心存疑惧，张国焘更是心怀叵测。 为了消除红四方面军的疑惧，增进他们对中央政策的了解，周恩来千方百计地利用开会、拜访、看望、谈话等一切机会，向他们宣传中央的政策，宣传团结协作的重要意义。 他语重心长地说：这次会合后，红军的力量大了，要把若干个小山头变成一个大山头，因为“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 他热情而诚恳的言行举动，使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了解了中央的精神，加强了会师后三大主力红军的团结。 周恩来不仅善于消除隔阂、化解分歧，而且还善于协 调矛盾，其中协调西安事变后东北军的内部矛盾就是一个典范。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地将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扣押起来，西安的形势急转直下。 东北军的青年军官一方面布置兵力，准备同蒋介石决一死战；另一方面又把对蒋介石的仇恨发泄在主和的高级将领身上，杀害了王以哲将军。 面对内战的险恶情势，周恩来挺身而出，展开多方工作，说服东北军的少壮派坚持团结抗战的大局，告诫他们：一旦自相残杀或引起战争，不仅张副司令回不来，而且容易造成更加混乱的局面，对国家前途，对团结抗日前途，对东北军前途，对张副司令的前途，都没有好处。 为了 表示巩固三方团结，他向杨虎城和东北军少壮派表示：“只要你们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绝不会对不起你们两位朋友。 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 ”王以哲遇害后，他严厉地斥责了这种破坏团结、分裂东北军的错误行径，是“在做蒋介石想作而作不到的事情”，“是在犯罪”，并冒着生命危险前去吊唁王以哲，使悲痛欲绝的王夫人体会到共产党人“是以哲真正的朋友”。 同时，他还到东北军内宣传形势，调解矛盾，晓以民族大义，使东北军避免进一步的仇杀。 这些工作，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出现的政治局面得到稳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团结最广大的人们一道斗争 无产阶级的事业要获得最大限度的成功，必须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合作。 作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周恩来深深懂得这一点，他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力求党内团结，力争党外团结，“要 划一个最大的圈子，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士团结在一起”。 他批评党内一些人“孤芳自赏”，不愿意或害怕“界限不清”而不敢与党外人士交往，指出：“应该在千军万马中敢与人家交往，说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学习，团结最广大的人们一道斗争，这样才算有勇气，这种人叫做有大勇。 ” 他不仅团结进步人士，而且团结那些曾经与共产党有过“宿怨”、“政治倾向和世界观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人”。 抗日战争时期，他与一些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和地方实力派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这些人士中，有的镇压过革命，有的屠杀过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 但在民族危亡面前，他们基于民族大义、或者考虑个人的利益，逐步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态度。 周恩来捐弃前嫌，极力做好对他们的团结工作，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推动他们与共产党合作抗日。 如争取张学良联合抗日，就是成功的一例。 年 4月，周恩来会见了曾任国民党“剿共”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双方开诚布公地商 谈了许多问题。 他一方面向张学良介绍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又征求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对共产党的希望和要求，使张学良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对红军特有的战略战术，对苏区的政治、经济、法律等有了较多的了解。 双方还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以及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具体协定。 双方通过会谈，增进了了解，融洽了情感，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周恩来感到“坐谈竟夜，快慰平生”，称颂张学良“肝胆照人”，“是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