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中国企业管理与经济改革资料汇编一(编辑修改稿)

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中国企业管理与经济改革资料汇编一(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纪末的最后一年，有两件事预示了大 转折的到来。 第一件是理论方面的：国际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次授给了一位印度经济学家，他是以研究印度的贫困和饥荒问题，从而对世界经济学理论大厦做出了贡献。 这说明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或者什么其他学科的理论家，想要得到国际承认，必须要以自己国家大多数人民的切身利益为基本出发点，对本国人民的切身痛苦有亲身感受，有终极关怀，否则不仅会脱离本国人民，在西方和国际学术界，也不会得到认可。 中国的经济学家受到刺激，也在谈论中国人是否能够得诺贝尔奖的问题。 我看中国人想得也难。 中国与印度不同的，就是长期以来与西方隔绝，到英美留 学并熟悉他们的语言，学科和思维方式的，不过只是一代人， 20 年而已。 这些年轻而留洋的学生，缺乏草根意识，而插过队的那一代人，又没有受过系统的西方式的专业训练。 在研究方法上，按照国际经济学许多模型，难以研究中国问题。 中国的思想学术界，即使能够掌握和应用国际学术规范的方法，能否有效研究中国问题，也很难。 也许研究中国问题，还不能脱离“土专家”的中国思维方式。 第二件就是自然灾害和经济继续衰退。 历史上的中华民族，是在治水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政权的合法性，领袖的权威，均产生于能否兴修水利。 中国历史观念，是把天灾与人 祸联系起来看的，所谓“天怒人怨”，天灾是警告人祸。 人间的领导者在天灾面前均主动减少自己饮食，更换大臣，启用贤人。 1998 年水灾应该理解为“天意对中国的警告” ：要把“一切围着大款转” ，转变成为了中国大多数人和长远发展转。 要结合国土整治，兴修水利，基础设施和城镇建设，组织大量农民进行低成本劳动积累。 农民因此增加收入以后，才可以购买消费品，缓和城市的下岗。 这样做需要整个社会恢复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关键是政府清除腐败，恢复权威与合法性。 为此必须结束改革以来隐蔽的利益转移关系，改承认的承认，该整顿的整顿，该剥夺 的剥夺，该规范的规范，这比追求高速度更能够调动人民的信心。 危机总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我们党和国家还是有组织能力的，特别是中国人民，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和优秀的品德。 全国人民对于灾区的支援和解放军的优秀表现，对于腐败奢迷建立了参照系，有力地荡 涤弥漫中国的那股商人的铜臭气，学者的学究气，社会的流氓气，官员的蛮横气，那股官商结合目空一切的腐朽气氛。 社会应该恢复为多数人着想的草根意识：在赈灾中应该按 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中国企业管理与经济改革资料汇编（一） 第 5 页 共 96 页 照公平原则，让有钱人多捐钱，不能只靠自愿；应该采取有效措施，让每个律师每年免费为穷人打１０个官司，每个教师到农村教授一定课程，每个青年服两年兵役，进行纪律化，社会化和艰苦生活的训练。 我们追求现代化中脱离了大地母亲，大地母亲就发出了呼声。 不知道中国所谓的“精英们”：在卡拉 ＯＫ 和歌功讼德之外，还能够听到否。 东亚国家２０年持续高速增长，给乐观论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案例。 东亚模式的出口导向，政府干预经济，政府银行企业一体化，高储蓄率，都被说成是比西方更加优越的东西，欧美人带着猎奇的眼光，从亚洲经验中总结出无数东西，什么“日本第一”，“专制现代化”，“儒家市场经济”等等，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最为关键的因素：美国的扶植。 两 次亚洲战争，美国的最惠国待遇，都是冷战的产物，亚洲多数国家和台湾，是被美国列为对抗苏联的前哨防线，以优惠政策加以扶植的，其政治体制自身并没有稳定性，而是由美国控制和维护的。 冷战结束，美国对亚洲由军事经济扶植转为经济控制，亚洲就失去了当年的光彩。 １９９６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指出东亚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资本投入，而不是靠科技投入，因而不能持续增长时，竟然受到了国内外多数经济学家的批评，直到今天，相当多的人仍旧相当肯定东亚模式，认为只要适当的宏观经济调整和国际援助，就可以使亚洲各国摆脱经济危机。 这是典型的乐观论 ：空间上只从经济增长一个层面，时间上脱离具体历史背景，把某一地区某一阶段的成就，看成永久持续的经验，把内部矛盾导致的深刻危机看成是暂时性的，这样的乐观论的确比较肤浅，会妨碍我们认识自己的危机。 二．中国危机的内生根源： 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 笔者在 1997 年预测，中国在 5 年左右有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 从外部冲击来说：国际投机资本是否能够造成崩溃性的冲击，取决于能否在短时期内掌握受冲击国家的大量货币。 人民币资本账户不自由兑换，有效防止了国际资本的不稳定性投机。 但外汇管制效力有限，第一，它不能杜绝投机资本通过贸易项目的自由兑换混入；第二，管理机构内部人员会带头投机并产生波及效果．比如１９９８年初，正当决策层决定降低利率的时候，就有一部分银行内部工作人员去外汇黑市大量卖入外汇，促使人民币的黑市价格上升到１：８．５左右。 第三，是相当多的金融机构在进行人民币和外汇之间的买卖，在一定条件下造成不稳定性投机。 第四，外商投资企业的人民币利润越来越多，有９０％ 没有汇出，而是留在中国进行再投资。 这笔外商在中国国内的债权在五年之后会达到１００００亿人民币，相当于我们国家在海外的债权（国家 外汇储备）。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真正购买生产资料，而是留在流通和投机领域，流动性很强。 国际投机者通过香港也可以掌握一部分人民币。 如果出现突发事件，外商丧失信心，普遍要求将人民币利润兑换成外汇汇出，引起国家储备严重下降，即可能引起居民普遍提取人民币，通过各种渠道兑换外汇。 限制或者停止外商将利润汇出只能延缓 1 年，因为新的外资会因此不来。 这是国际资本冲击中国的特殊形式，也是我国危机爆发点之一。 但是 中国金融风险的主要因素是内生性的，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个是货币经济层面，中央正在控制危机因素。 第二是真实经济层面 ，如人口问题，环境问题，体制改革问题，精简机构问题，农民问题，经济结构问题等等。 第三是社会与权力结构层面。 在中国，存在导致发生经济，政治与社会危机的最特殊，最基本的内生矛盾－－－－权力资本扩张及其合法性危机。 正如毛泽东＜矛盾论＞中所说，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和发展过程，都有其内在的矛盾，这一对矛盾的产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将主导整个事物的发展过程。 矛盾的解决方式，可以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两种，所谓“危机” ，实际上就是事物内部矛盾已经激化到无法自行调整和解决，必须以外部对抗的形式来解决；或者是事物已经无力在自身存 在所允许的范围内解决矛盾，非要以被动形式被迫解决不可．一场危机，就是外部强制解决矛盾的形式，只不过它所导致的是旧事物的瓦解。 这种解决方式，所付出的代价太大。 特别是如果在旧事物瓦解以后，新事物不但不能产生，反而引起更大的瓦解，那么代价就更大。 金融危机如果真的猛烈发生，甚至引起更大的经济社会政治瓦解，就说明中国渐进改革的内在矛盾已经发展到无法自我克服的程度。 在我看来，这种内在矛盾的发展已经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如果任其发展不去认识，更不去主动调整，那么数年之内，就会以金融崩溃的形式引起一系列经济，社会，政治危机。 中国渐进改革的基本特征，是利益转移的隐蔽性。 任何改革都是一种利益的转移和再分配，改革与革命不同，它的利益再分配，没有造成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不是由下层推翻和剥夺上层实现的，而是遵循“精英连续性”规律，基本上由那些在计划经济下掌握资源的人，在改革过程中将这些资源变成自己的私人财产，再通过某些政治和社会改革，如“民主改革” ，为自己获得的利益取得新的合法性。 这是一般改革的规律，也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特殊规律，并非中国所独有。 国外社会学已有文献指出：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 ，那些在计划经济下掌握资源的 人虽然首先在政治和法律上放弃了特权，但仍然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占有优势，表现在知识，管理，社会联系，信息，能力各个方面，所以多数人可以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成为新的企业家，议员，总之，保持了“精英阶层的连续性”而不是断裂。 当然，少数平民也可以进入上层，但这是例外，而且往往是通过与权力系统发生某种关系才有可能，如给领导人作秘书等等；另一部分人是凭借自己特殊的冒险行为进入的，特别是劳改释放犯那一类没有地位的社会群体。 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利益转移，也是遵循这一规律进行的。 在计划经济下我们在名义上建立的＂全民所有制＂，主 要采取了国有或国家控制的方式，而＂全民＂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将自己的所有权委托给了政府。 政府系统是通过行政体系，通过＂官员群体＂，实际控制国有资产，以至几乎所有社会资源，比如通过人民公社制度，控制农民进城和粮食生产等．在改革以后，这种权力并未崩 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中国企业管理与经济改革资料汇编（一） 第 6 页 共 96 页 溃，而是向市场方向扩张，创造出一个＂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 把权力资本的形成说成是＂改革扭曲＂，是从市场经济经济理想出发的说法；说成是＂和平演变＂，是从计划经济理想出发的说法，都缺乏起码的实证性。 实际上我们只要真正认识到我们所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旧体制在本质上是一个什 么经济，无论多么美妙的理想，实际上只能建立一个什么体制，就可以知道权力资本的形成，在中国正是符合某种客观规律的：权力之所以变成资本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下它无所不包，而在改革中仍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限制。 在大家都没有财产的改革初期，连向银行贷款的抵押物也没有，一般只能通过行政系统担保，各种优惠政策也是行政性的，带有歧视性的特征。 行政权力，在改革开始甚至起到了市场经济＂助产婆＂的作用，改革初始，只有权力没有市场，一种办法是使权力崩溃即＂休克疗法＂，另一种办法是使权力创造市场即渐进改革，这种办法在初期可能比休克疗法稳定一 些。 权力资本的发展，是在“ 中央向地方分权” 政策下开始的。 国家财政分解成 80000 个政权主体：利改税形成了部门利益，拨改贷形成了单位利益，财政分灶吃饭形成了地方政府的利益， 720xx 个镇， 2780 个县， 460 个地级市， 28 个省市自治区，都有自己的独立利益，造成了每个权力总体发展经济的强烈冲动，中国经济发展从而有了动力。 但是，权力介入市场造成的恶果，一是垄断，二是腐败，开始是为单位创收，后来就逐步为单位领导人所控制，出现国有财产向掌权者个人的流失。 在权力创造市场的第一个阶段，即农村承包土 地时，有２０亿人民币的集体财产落入集体干部手中。 第二个阶段是商业资本阶段， 80 年代初期的发财和腐败途径，来自国内商业，外贸和旅游。 大致估计起来， 20 年内我国国内商品零售总额将近２０万亿元人民币，在批发零售环节有１０％ 的提成落入私人手中，就有 ２万亿人民币的财富转移。 外贸总额折合１８万亿人民币，也有２万亿人民币的财富转移，加上旅游等部分，在商业资本的形成过程中，由国家垄断形成的贸易渠道转换为私人所掌握，大约有５万亿财富转移。 第三个阶段是以生产资料双轨制为标志的生产资本阶段，腐败加剧到直接依靠审批权获 得个人好处的程度；九十年代初期每年正式的双轨价差是７００亿人民币；五年３５００亿，有１０％ 大约３５０亿的财富转移。 第四个阶段，是１９９２年以后的金融资本阶段，从原始股票的流失，上市额度的分配，股票证券市场的操纵，房地产泡沫经济，保险业，基金业，产权交易与重新界定，计划利率与黑市利率长期并存，贷款权力的使用，每一个金融创新，都伴随着极大的利益再分配，动辄数亿数十亿，非商品层次可比。 发展到地方以司法权利保护本地债权人，大量的借款不还．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利用金融手段暴富，正是权力资本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的必然产物 ，估计财富转移不下于１０万亿人民币。 加上其他种种以权谋私，如领导人秘书收取贿赂，乱罚款乱收费等等，估计在中国改革转型期２０年中，权力资本形成给少数人带来的好处，不下于３０万亿人民币。 目前６００００亿居民存款，如果采取实名存款制，不知道有多少＂公款私存＂ 无人认领。 国际收支统计中每年一二百亿美元的＂误差与遗漏＂，表示出我国已经有上千亿美元的财富外流。 在这种暗地巨额财富转移下，许多研究报告竟然使用正式统计数字计算居民收入，说中国没有两极分化。 权力资本化规律，并不为中国改革所特有。 英国贵族资产阶级化，日 本明治维新，前苏东改革，都有这种特征。 中国渐进改革的特殊性是：在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下，这种权力资本化的过程，只能采取隐蔽的形式，而且很难在现有政治框架中，找到自己的合法性。 权力资本扩张与我国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是中国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 改革初期邓小平一句＂不争论＂，巧妙地回避了这个基本矛盾，以生产力原则，富民原则获得了民心。 在权力资本化的同时，民营和外国资本也发展起来，旧体制下的资源充分变成了现实生产力。 体制转轨的特殊因素是促进中国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说我们吃的是旧体 制下已经有的“浮财” ，加上 20xx 亿美元外债，几千亿人民币内债，所付出的资源，环境和道德代价也是惊人的。 正如我们不能忽视美国对东亚各国的扶持，而对“东亚奇迹”评价过高一样，也不能够对我国改革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盲目乐观。 由于政治社会改革大大滞后于经济改革，我国权力资本越来越具有恶性膨胀的趋势，逐渐从市场的推动者变成了阻碍者，我国经济增长遇到一系列结构性和体制性障碍，一般宏观政策难以发生效力。 １９９７年开始的衰退之所以难以克服，只能依靠政府投资来缓解，就是因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特殊因素动力－－－体制转轨，已经 大部分释放完毕，而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潜力，所谓投资多少，技术进步多少，由于市场被权力分割垄断，信用程度降低而难以发挥出来。 不做重大改革，迫使权力退出市场，调整社会对资源的占有关系和分配关系，中国的经济就无法真正启动。 在这种经济形势下，中国的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开始显露并阻碍改革进行。 利益转移的隐蔽性，这个渐进改革的基本特征或者说是＂法宝＂，已经失效。 国际金融危机的压力使得中国无法再利用通货膨胀发展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