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

和监督 ,削弱了银行管理 和控制贷款风险的能力 ,政府利用银行作为筹资的工具以达到其政治和经 济的目的。 韩国的金融监督机构在政府的管制下形同虚设 ,银行在发放贷 款时的审查功能、银行监督院的监督功能、信用评价机构的公正评价、公 认会计师的审计功能等都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结果是银行资本的很大一部 分源源不断地流入不良大企业。 对企业来说 ,银行贷款增多 ,大企业就可以 收购更多资产 ,使其抵押

更加注重统筹各方面因素和政策目标的协调，防止经济发展大起大落，在政策调控方向上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动向。 间进一步变窄，更加注重调控力度与节奏。 在 全球货币政策开始从适度偏紧调整为中性或中性偏 7 松 的背景下 ，我国 货币政策调控的空间和效果将进一步变窄。 尽管今年一季度货币信贷调控取得初步成效，但基础尚不稳固，外贸顺差过大，投资增长过高，货币投放过多等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

行 被动 投入了大量的 基础 货币 ， 相比与实体经济的需求，货币供应量似乎高基数，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基础货币变得难以控制。 此外，在食品价格（尤其是猪肉价格），原材料价格上涨向下游产品转移大幅上涨的带动，国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继续上升，并在 2020 年 7 月达到 ％，创近 11年内新高（见下表）。 CPI 指标 (2020年 )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华尔街模式”受到严峻挑战，暴露了现代金融业在产品创新和市场监管等方面存在的严重漏洞，各信贷机构对发放贷款和金融创新也将更加审慎。 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为防止经济过快下滑和物价过快上涨，中央提出了“一保一控” 的宏观调控政策，一“控”决定了货币政策短期不可能明显放松。 即使不久前出台的“两率”下调，初衷也是解决中小企业资金困难问题，对房地产的影响极为有限。 总之，次贷危机新风暴将使政府加强金融监管

取欺诈性行为的激励较强。 其次，对于迅速发展的证券化业务而言，由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即：证券购买者对于标的资产的偿还可能性了解不充分，而证券化者的主要目的又是出售其 “生产 ”的证券，这一倾向使其有动机进行欺诈性行为。 事实上，证券化本身是要求基于未来可预测的现金流的基础之上的，而本次的次贷危机中，大部分的证券化业务显然并不满足这一要求。 第三，信用评级机构由于只能从其提供评级的机构获取收益

年率计算的 GDP 实际仅增长 %。 美国二季度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出口拉动，国内需求依然疲弱。 税收支票的使用，刺激了私人消费的增长，但私人房地产和建筑投资仍在大幅下降，设备投资也出现下滑。 尽管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但就业市场依然低迷。 新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增加，从年初起，就业岗位减少了 60 万个，失业率上升到 %，比去年初时增加了 个百 分点。 日本从 20xx 年开始的景气回升已走到尽头。

，大宗商品价格转势 G8 峰会后，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对原油、农产品等市场持仓头寸开展了一轮严格调查，并对商品市场中的投机行为采取了较多限制，对操纵市场的行为进行了更为全面的预防措施。 在市场监管部门严格查处下，众多之前存在于各商品中的投 机多头资金陆续撤出，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原油市场中的投机净头寸一改前几年连续净多的局面，转为净空状态。 而以 G8 峰会对石油价格的声明为标志

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 8 成。 由于美国大量的国债都是被国外投资者所持有（截至 7 月底，日本是持有最多美国国债的国家，总额高达5934 亿美元。 中国则持有 5187 亿美元名列第 2，第 3 位的英国则持有 2908 亿美元， 3 国都较六月增持了近百亿元），美国政府总是倾向于让美元贬值来减轻其债务。 再加上美国依靠向市场大量注入资金的方式来缓解金融危机，最终又可能导致美元流动性过剩。

美国生产价格指数具有非常相似的走势（见图 2），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说明这一点，主要是由于目前世界各国的生产资料价格基本上都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这是我们前面用美国 PPI 来反映国际商品市场价格的原因），并且都受世界工业生产增长的影响。 世界工业生产的加速，经过一段时间的滞后，都最终会传递到工业品生产价格上。 图 2：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美国 PPI与世界工业生产指数走势 1995年1月

O 和 CDS 的规模是次贷的数十倍，将整个金融市场暴露在一个前所未有和无法估量的系统性风险之下。 对于 CDS 和 CDO 等金融衍生工具而言，存在两大制度性风险。 一是完全通过场外交易市场（ OTC）在各机构间进行交易，没有任何政府监管，没有集中交易的报价和清算系统，缺乏连续交易的透明市场为此定价，流动性非常 差。 二是普遍具有杠杆经营的特征，实行保证金交易，并实施按市值定价（